据现有史料考证，宋元之前，嶂石岩未见明确文字记载。明代以后，其雄奇壮美的丹霞地貌与清幽景致，吸引了乔宇、蔡懋昭、胡来朝、刘应宾等一批仕宦文人相继登临题咏、撰文立碑。自此，嶂石岩载入史志，文脉绵延，留下了厚重的人文印记。

（一）乔希大三临嶂石岩，定名淮泉寺与“嶂石岩”题刻

嶂石岩之名传扬天下，首功当归明代吏部尚书乔宇。乔宇（1457—1531），字希大，号白岩，山西昔阳人。成化二十年（1484）登进士第，历仕四朝，官至柱国少保、太子太保、吏部尚书。他为官刚正敢言，堪称一代贤臣；诗文清雅隽永，书法兼融颜柳风骨、遒劲苍古，与薛瑄、王琼并称“河东三凤”，名重北方文坛。乔宇素爱山水，久闻赞皇嶂石岩丹崖奇秀、谷壑幽深，心生向往。

明中叶，赞皇嶂石岩以“百里赤壁、万丈红绫”的雄奇丹霞风光，逐渐为士林关注。因其故里昔阳与嶂石岩毗邻，乔宇自幼熟知此处山水胜境，却因早年奔走仕途、常年在外，一直无缘登临。直至中年归乡、晚年致仕，终得偿所愿。这位当朝重臣三度登临此地，为山中古寺更名“淮泉寺”，亲书“嶂石岩”三字镌石留名，以诗文翰墨为太行灵秀山水注入醇厚人文底蕴。

嶂石岩深藏太行腹地，丹崖似染，翠壁如屏，峰峦连绵，林壑清幽，清泉淙淙。乔宇本就酷爱山水，正德元年丙寅六月（1506）利用回家探亲之机首次到访，拜谒石佛寺住持大宝法师，终因公务紧迫，未能尽兴游览。九年后再度前来，法师恳请他撰写寺记，他依旧受朝事牵绊匆匆离去，但丹崖翠影、古寺梵音，早已铭刻于心。

嘉靖三年甲申秋（1524），年近古稀的乔宇致仕归乡，第三次走进嶂石岩纸糊套。他见寺旁清泉四季不竭、水质甘冽，流水环寺萦绕，便认为“石佛寺”一名只重形貌、未显神韵，于是取“佳水为淮、清泉绕寺”之意，将古寺易名“淮泉寺”，众人无不赞同。

为铭记此事，乔宇亲笔撰写《游淮泉寺记》，以行书勒碑立于寺前。此碑高4.1米、宽1.2米，碑首雕蟠龙，碑座承赑屃，形制庄严肃穆。碑文详述三游经过与更名缘由，书法融汇颜柳笔意，遒劲雄浑，是淮泉寺镇寺之宝，也是嶂石岩最具史料价值的碑刻。他还挥毫题写“嶂石岩”三字刻于山石，并赋诗咏叹：“岩半花宫千仞余，遥观疑是挂空虚。丹崖翠壁相辉映，纵有王维画不如。”后世形容嶂石岩的“丹崖长墙”“万丈红绫”，便脱胎于此诗。

如今淮泉寺已是景区核心人文景观，《游淮泉寺记》碑与“吉日癸巳”碑两两相望、静静相守。乔宇的诗、书、文并称嶂石岩“三绝”，为山水赋予精神内核，也为这片雄奇山水留下了标志性人文印记。

（二）蔡懋昭总纂《赵州志》，第一次将嶂石岩写入史志

如果说乔宇为嶂石岩赋予了文韵灵气，明代赵州知州蔡懋昭，则以官修史志之笔，第一次将嶂石岩正式载入典籍，让这片太行胜境有据可查、有史可稽。

蔡懋昭（生卒不详，寿逾九十），字允德，号溟阳，松江府上海县（今上海市）人，明代著名廉吏、方志学家。嘉靖十九年（1540）乡试中举，自此步入仕途，历仕嘉靖、隆庆两朝。他为官清正廉洁、勤政爱民，所到之处广施惠政，是明代难得的贤能循吏。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），蔡懋昭出任赵州（治所在今河北赵县）知州，主理一方政务。在任期间，他整顿吏治、体恤民生，裁革桥税盈余悉数归入公项，分文不取、清正自持，杜绝官吏盘剥私吞，切实减轻百姓负担。

隆庆元年（1567），蔡懋昭主持纂修《赵州志》，延请柏乡名士冯时化、魏谦撝校正勘误，修成十卷本官修志书。此志涵盖地理、建置、赋役、官师、人物、艺文诸门类，统括赵州六县风物（其时赞皇县归赵州管辖），是赵州首部体例完备、内容详实的统志，上承正德旧志，下启清代诸编，完整保存了明代冀中地区珍贵的地理、经济、人文史料。

正是在这部官修史志中，嶂石岩第一次拥有了明确记载。志中载：“嶂（障）石岩在赞皇县西南一百一十里，岗势峻绝，峰峦秀拔，为一邑胜境。”文字凝练写实，品评公允中肯，作为最早的官方定论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志书同时收录乔宇咏山名篇，文景相映、山水留名。寥寥数语终结了嶂石岩无史志可考的历史，使其从深山野景成为典籍所载的一方名胜，为后世文脉溯源、山水存史筑牢了坚实根基。

其后，蔡懋昭升任广东肇庆府同知。彼时沿海海盗猖獗、民生动荡，他刚柔并济、恩威并举，成功招降海盗首领许恩，平定海疆乱象，保全一方安宁。后调任贵州思州知府，见州城常年缺水、百姓困顿，便亲勘地势、开凿水井，被后人尊为“蔡公井”，彻底解决城中饮水难题，当地百姓感念其德，立像祭祀。

蔡懋昭宦游三十余载，始终守正持廉，勤政为民，不谋私利。致仕归乡后家徒四壁，史载其“历官三十年，至不能举火”。他一生造福四方，为官清正自持，加之寿逾九旬，这般风骨令人由衷钦叹。

（三）胡来朝撰《嶂石岩封疆记》，人文胜景的早期定格

山水不仅是观景胜境，更是一方疆土、一方乡愁。万历年间，赞皇本土名臣胡来朝，以一篇《嶂石岩封疆记》勘定疆界、针砭时弊，以笔墨守护故土山河，为嶂石岩的疆域归属与人文品格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碑刻记忆。

胡来朝（1561—1627），字杼丹，赞皇县蒲宏村人，明代晚期著名乡贤名臣、文人书法家。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考中进士，自此步入仕途，累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。他身居监察要职，操守清正、刚正敢言。身为本地乡贤，他心系桑梓，在任期间兴办学堂、教化百姓、整顿乡风、安抚民生，造福一方。其诗文、书法皆造诣不凡，文品与人品相得益彰。晚年归乡后，胡来朝目睹嶂石岩屡遭侵扰、疆界不稳、林木损毁，深为故土忧虑，于是提笔撰文、勒石立碑，写下传世名篇《嶂石岩封疆记》。

在胡来朝笔下，嶂石岩宛若不染尘俗的人间仙境：此地地处赞皇西界，十里苍松挺拔，山间清泉潺潺，古寺画桥错落于云烟之间，意境清幽，堪称太行秘境。然而这片灵秀山水却屡遭觊觎，不法僧人无视国法疆界，私自将山场献予地方豪强；不法之徒更是横行山野，肆意妄为。

疆土受侵，本土儒生曾三省、王达挺身而出，鸣官检举。时任赞皇知县王安仁依法处置，“严治断还”，保全疆土完整，相关案卷留存有据。但乱象并未彻底根除，仍有地痞无赖借着地处偏远，大肆砍伐参天古木，破坏山林景致。胡来朝直言，盗伐林木与侵占疆土同为窃盗之举，行径卑劣，令人愤慨。

为杜绝后患、永固疆界，他在碑文中明确规约、严明权责：僧人私售山地，追责寺院住持；邻里知情不报，问责地方保甲；乡绅坐视不理，一并追究责任；官吏纵容包庇、履职失当，必将从严惩处。考虑到岁月流逝易使旧事湮没，胡来朝将规训刻于碑石，以文为戒、以法为尺，震慑贪邪之心，守护山河安稳。

这篇《嶂石岩封疆记》，字字饱含山河大义，句句流露桑梓深情。它清晰划定了赞皇西界疆域，遏制了越界侵占、私卖山林的乱象，也彰显出古人守土护山的赤诚，为嶂石岩留存下疆域与人文双重珍贵记忆。而这桩边界争端，并未就此平息，也成为此后知县刘应宾着力处置的同一桩旧事。

（四）刘应宾勘界护山，首称嶂石岩“一方绝胜”

万历年间，山东沂水进士刘应宾出任赞皇知县。他身担循吏之责，兼具文人雅趣，接续处置嶂石岩疆界纷争，在勘界护山的同时，首次以“一方绝胜”盛赞此地，为这片太行山水定下流传千古的文化名号。

刘应宾（1588—1660），字元桢，山东沂水县人，明末清初名臣、文人。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）登进士第，初任直隶赞皇县知县，后累官至通政使，历经万历、天启、崇祯及清初数朝。他学识渊博、心怀苍生，在赞皇履职期间恪尽职守、勤政爱民，整肃吏治、守护疆土，深受百姓爱戴。公务之余，他寻访太行风物，被嶂石岩雄奇清幽的风光深深吸引。

刘应宾到任后，便收到胡来朝的书信，详悉此前嶂石岩的边界纠葛。万历乙卯年（1615）冬，这起绵延日久的纷争再度爆发：无良游僧故技重施，私自售卖山林，临城县生员借机越境占地，企图侵吞赞皇疆土，一时间乡邑震动。面对疆界危机，刘应宾恪守守土准则，援引律法、查证旧档，秉公裁决、铁腕护界，最终将嶂石岩完整划归赞皇，彻底厘清了多年的疆界纠纷。

争端尘埃落定，刘应宾漫步山间寻幽揽胜。仰望绝壁奇峰凌空耸立，苍柏依依、清泉潺潺，山水佳景独冠一方。心有所感之下，他提笔写下《嶂石岩封疆记》，首次将这里唤作“一方绝胜”。这一评价，与蔡懋昭在《赵州志》里“一方胜境”的论断异曲同工。既认同了前人最早的官方评述，又凝练勾勒出嶂石岩冠绝太行的风姿，让此地的人文价值就此确立，“一方绝胜嶂石岩”也成为传诵至今的千古定评。

文中，刘应宾直言疆界划分自有法度，不可随意紊乱，名山胜境是一方文脉根基，绝不容宵小交易践踏。他担忧后世旧事重演，再度立下规制、严明法度，依托国法震慑不法之徒，誓保山河完整、山水无恙。

胡来朝与刘应宾先后所作两篇《嶂石岩封疆记》，围绕同一桩疆界争端相继落笔，一者立规警示、守护乡土，一者终审定界、誉美山水，前后呼应、同心护山。他们的碑文既是勘界守土的律法凭证，也是寄情山水的文人心声。他们以官吏担当守疆护界，以文人笔墨传扬风光，涵育家国情怀、共治绿水青山，让嶂石岩从一县之隅，跃升为声名远播的太行名山，成为古代循吏交往与山水人文交融的一段佳话。

时至今日，嶂石岩跻身国家级风景名胜区、国家地质公园，以中国三大砂岩地貌之一的盛名享誉天下，成为世界级的太行山水名片。世人登临于此，观丹崖绝壁之雄、赏林泉幽谷之秀，亦可溯源文脉、品读古贤初心。从题咏勒石的乔宇，到修志存史的蔡懋昭，再到勘界护山的胡来朝、刘应宾，明代一众名臣文士，以笔墨为山河立传，以风骨为山水铸魂。正是这一篇篇碑文、一册册史志、一首首诗章，让嶂石岩的丹霞雄姿不止于自然天成，更浸润着厚重的历史文脉与人文情怀。六百年岁月流转，这些文脉依旧温润鲜活，成为滋养嶂石岩生生不息、风华永续的源头活水。